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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中国对朝鲜停战问题态度的变化

2020-04-29 19:42栏目: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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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苏维埃,反对贪污腐化。”

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朝鲜战争中,除了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是在作战以外,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之中。其中,谈的时间远比打的时间长。因此,研究朝鲜战争,必须要研究朝鲜战争停战的过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及其经过艰难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战争双方反复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努力背后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它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理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介入这场战争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文章来自历史说

在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部(后更名为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会)旧址的白色墙壁上,依然张贴着颜色泛黄的反腐宣传标语。

斯大林对联合国干预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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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启程地瑞金,通过走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最高法院及审计委员会旧址,解密80多年前苏区反腐肃贪的“红色风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经过苏联顾问计算的北朝鲜军队的军事能力,以至竟没有考虑到应当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来阻止可能的国际干预。事实上,还在1月底,他就以抗议美国等国拒绝驱逐国民党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名义,要求他的代表离开了联合国。对他来说,此举也许能够避免苏联在联合国公开卷入争论,从而引发有关苏联与战争关系的不恰当联想。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在意苏联对战争会做何种反应,几乎当天就做出了干预战争的决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影响下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会上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包括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以援助刚刚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对于这一严重事态,苏联因为没有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决权加以阻挠的重要外交机会。

斯大林通知我国: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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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联合国的介入对于共产党人并非都是坏事。这是因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间,毕竟并不都那么赞同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这就给了苏联重回联合国,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以牵制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机会。苏联方面首先试探着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推动英国出面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此举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印度驻苏联大使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随后以个人身份提议由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对此,斯大林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苏联政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1]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斯大林迅速决定利用8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联代表派回到联合国去,从而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随着7月7日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援助南朝鲜,美国出兵干涉朝鲜的战争行动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幕后支持北朝鲜进攻的苏联因此在外交上陷入困境。

苏区廉政运动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反应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鲜停战。按照最初的军事计划,北朝鲜人民军应当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在此期间美国或者是联合国军应当难以做好大举干预的军事准备。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7月间继续对战争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对美军介入在军事上所做的准备,仅仅是同意向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职人员的服装,作为《真理报》的新闻记者”的军事顾问,以便加强部队的有效指挥力量,同时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入朝作战”的建议。[2]直至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在釜山一带受到美军的顽强阻击,陷入僵局,他依旧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3]

从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战争形势看,美国以及联合国军的加入似乎平并不是以阻挡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因此,斯大林最初仍旧全力支持北朝鲜把战争进行下去。但是,美军的介入毕竟使朝鲜战争出现了一个不可知的变数,因此,斯大林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可以迅速“入朝作战”;一方面也开始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设法牵制美国,并努力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

首启大规模反腐风暴

8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对朝鲜停战问题提出了两项先决条件,即: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显而易见,苏联人并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取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同。苏联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获的,是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议案。[4]

7月13日,当印度驻苏联大使提议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时,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葛罗米柯最感兴趣的是,印度大使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却没有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去。这恰恰是苏联所希望的。因此,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基于这种情况,斯大林相信有必要让他的代表立刻返回联合国了。他正式通知中国领导人说,苏联代表要利用8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由来已久。

9月29日安理会通过上述议案的时候,北朝鲜的军事形势已经随着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而全面恶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并不指望能够在联合国阻止麦克阿瑟向北朝鲜推进。他显然更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诺,出兵援助朝鲜。因此,苏联政府这时并没有设法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坚持主张: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高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实际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诉来访的周恩来和林彪: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5]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计的,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

8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明确表示支持讨论朝鲜停战问题的建议,但前提是: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同时,他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中国政府这时也认为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是一个有利的时机。8月18日,周恩来就曾明确向莫斯科建议:可否考虑在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取代台湾国民党代表的问题。紧接着,周恩来直接致电联合国领导人,要求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并要求谴责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及袭击东北地区。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同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反腐的要求。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无疑带有不得已的性质。毛泽东用来劝说多数领导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基于道义和感情的因素,因为都是共产党人,过去金日成等朝鲜同志曾长期与中共并肩作战,因此反复讲:“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二是迫于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因为北朝鲜毗邻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因而强调对朝鲜不能不帮,让美国人骑到鸭绿江边来,就会威胁我们,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6]

不难想象,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已经就朝鲜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决议之后,苏联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是很难奏效的。苏联代表就上述问题所提出的一系列议案,在安理会和9月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均遭到了否决。这期间取得的唯一一项外交进展,是安理会在9月29日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一项议案。但是,到这个时候,由于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战场的局势已经全面恶化了。斯大林不得不一面生力劝说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一面秘密指示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要他在设法提出和平方案的同时,通过私下的接触了解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当然,斯大林很清楚,在美国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之后,它是不会满足于把它的攻势停止在三八线上的。他并不真的指望美国人会要求停战。因此,苏联政府并没有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提出的主张是: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商会议和两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同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莫斯科,斯大林明白地告诉周恩来和林彪:在目前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口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希望的,由于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鏖战两个月,总算把已经推进到鸭绿江边的美国人又赶回到三八线上去了。

“有了政权,就会伴生官僚、特权、腐败,这似乎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问题,在刚诞生的红色政权内部,也不同程度地滋生蔓延着形形色色的消极腐化现象,如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有的还比较严重。”瑞金市革命史作品审查组成员严帆告诉记者,为此,从红色政权建立初始,就面临着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

但是,从志愿军参战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军事上解决问题的想法。还在10月2日,毛泽东最初起草给斯大林的复电,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就详尽地说明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的观点很清楚:“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而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则第二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朝鲜战争有“两军相持成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显然更看好“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差距过大。因此,他的意见是,志愿军出动后,“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7]十分明显,毛泽东这时是以彻底战胜和驱逐美军为目标的。

从人民军越过三八线,把南朝鲜军残部连同增援的美军赶到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地区;到美国在三八线附近的仁川实施登陆作战,一举歼灭人民军主力,把金口成的余部赶到鸭绿江边;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因军重又赶回到三八线上,朝鲜战争战罢一个回合。这一个回合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因为南北朝鲜军力上的损失已不相上下,站在南朝鲜一边的所谓联合国军,与站在北朝鲜一边的志愿军。各自的损失也差不、了多少,而战线却回到它最初的起点上了。显然,朝鲜战争再度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是继续打下去,还是趁势把战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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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长期从事战争指挥的经历,也使毛泽东能够对军事形势做相当冷静的判断。比如在志愿军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就曾专门分析过可能影响朝鲜战局结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内心里对战争的前途仍是相当乐观的。他明确强调:“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8]

斯大林认为志愿军应趁热打铁,但在外交上没有必要亮出自己的底牌,应当把和平的旗帜接过来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当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允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

志愿军入朝作战头两次战役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的乐观估计。尽管在战役开始之际,毛泽东还在主张保持谨慎的战法,尤其主张暂时避开美英军队,以免被其胶着,至少应当做到先打韩国军队,然后再打美英军。但眼见战役展开顺利,他的胃口就渐渐地开始变大了。进入到11月以后,他更是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几个师的极具想象力的作战目标。[9]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0]第二次战役发起后,即11月28日,他明确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11]12月5日夺取北朝鲜首都平壤之后,毛泽东更估计美军将要全面撤退。“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这一情况。[12]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美国人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已经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此,1932年初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

依据上述情况不难判断,毛泽东从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始终不曾有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也不曾准备把自己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南北朝鲜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上。正因为如此,即使负责前线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际已经明确提出,对朝鲜战争必须做长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并考虑在三八线以北休整部队,毛泽东还是明确主张必须打破美英利用人们头脑中三八线的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的阴谋,否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为此“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当然,他同意,要根本解决朝鲜问题,非“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可,故“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但是,他仍然极力强调战争的最终目标,即要迫使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应当主要打伪军打的意见,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同时却仍然强调还要歼灭几万美英军,称“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因为“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13]

事实上,还在得到印度等国停战呼吁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就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这些问题的提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印度等国的呼吁,而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有消息说,维辛斯基也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12月5日,王稼祥在与葛罗米柯的谈话中委婉地提出了这两个问题。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趁热打铁”。紧接着,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会议作出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进行严办,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驱逐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随后,在中央苏区的各级政府、各单位,各村、街道和路口,都专门设置了一种特制的木箱——控告箱。

第一次拒绝联合国停火提议的经过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他是希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的。志愿军入朝之初,由于一向不曾与这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交过手,苏联援助的装备和空军的掩护一时又到不了,毛泽东最初对同美军作战很谨慎。而战斗展开之后,他已没有这种顾虑,歼敌的胃口也越来越大。11初,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他已开始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四五个整师的战役设想来了。到11月中旬他给斯大林打电报时,更是信心十足地表示:只要再给敌人一两个较大的打击,我方就能够由防御转入进攻了。当然,毛泽东也设想过“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但当时谈判似乎早了点,因为他所希望的远不止一个简单的停战问题。

毛泽东当场表态:打响苏区惩腐第一枪。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刚刚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14]

控告箱设立后,很快就收到了关于谢步升的举报材料。

几乎就在印度等国停战呼吁的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中国方面之所以会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因为有消息说,维辛斯基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此,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乘热打铁”。[15]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16]

谢步升,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80多年前,这个名字却名噪一时。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3点受命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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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家境贫穷的谢步升起初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暴动队队长,1930年入党,并当上了瑞金县叶坪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掌权后,很快就堕落了。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一苏大会”召开前,谢步升负责筹集会议所用粮食。他用大斗收,小斗量,卖给“一苏大会”筹备处,还将剩余的3000多斤大米私自卖给米贩子,大赚一笔。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任暴动队队长期间,谢步升将打土豪所得的金银首饰、食盐、衣物等私自侵吞,藏匿于家中。之前,他还将一名红军军医秘密杀害,吞没了对方的金戒指、毡毯等物。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谢步升还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同时,他生活腐化,与一个大地主的小老婆勾搭成奸。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此案正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严帆告诉记者,刚开始时,办案遇到了阻力,因为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17]

于是,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对此,莫斯科当然赞成。只是,他们相信,印度等国代表“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对他们不能过于坦诚,“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时刻。”“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可能被美国利用,去打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好处。”斯大林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并迫使联合国和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18]

邓小平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倍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1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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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停战,即使只是要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中苏两国一个既定的方针,全无回旋和犹豫的余地。既然如此,继续与印度等国围绕停战问题进行周旋,看起来就毫无意义。因此,12月22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19]

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之经过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边是斯大林大为兴奋,电贺“这是人民爱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伟大胜利”[20],那边联合国内部停战的呼声却又再度高涨起来。

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三小时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3点,谢步升被执行死刑。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一道清脆的枪声,划过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是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枪。谢步升也成为我党在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21]

首个反腐法令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贪污500元以上处死刑

毫无疑问,美国人并不是真想接受这个五步方案。但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表白,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苏朝三方这时接受五步方案做为停火和谈判的条件,即使这仅仅是出于策略的目的,不仅美国政府的企图不能得逞,而且势必会使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更加被动,它的任何军事反攻的企图都必然造成联合国军内部的尖锐分歧,从而使它从战争初期的一呼百应,迅速跌落到严重孤立的境地。何况,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承认它本身在美国就是外交上的极大失败。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

对中国方面来说,这时更重要的是,入朝作战的大约40万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美国在它所赞同的联合国决议的压力下,自然不能不暂时停止反攻作战,这不仅可以把停火线暂时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对志愿军至少在策略上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然而,中、苏、朝三方对美军的反击能力和战争的艰巨性,明显估计不足。

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如: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等。

就在联合国通过五步方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金日成发了一封电报,次日并转发给斯大林。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个时候不可能接受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电报估计战争前途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二是“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三是“客观原因迫使我们于2月进行一次战役,此后即继续进行休整,以便彻底完成最后一次战役的必要准备工作。”此电是为了支持彭德怀关于休整部队的意见,强调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其决心夺取彻底的军事胜利,统一整个朝鲜,把美国军队赶出去的意图十分明显。16日在进一步给金日成的电报当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春季再次发起进攻时,就是要“最后解决朝鲜问题”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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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估计,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正式拒绝了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23]

“按照当时物价计算,1元钱可买2担谷子。贪污500元,相当于1000担谷子。”瑞金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曾石平告诉记者,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尽管中国政府的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着部分承认五步方案的意向,这种拒绝的态度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印度等中立国家虽然看到周恩来电报所提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有着某些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经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行敷衍了。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开始反击,美国代表也在联合国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战场上,中国方面都开始由主动转为被动了。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旧址,记者看到有一批党员干部因违反训令而受到惩处的案例,如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勾结科员李其采等3人,共同造假账收据,向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冒领动员费400余元,用于分赃;福建苏维埃政府文书金华堂则因为贪污了4.2元、手表1只、风衣1件被撤职;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因将公家的一匹骡子和一匹马出售卖钱,被开除。

第三次战役是1951年1月上旬结束的,经过彭德怀的极力争取,并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连续作战三个月之久的志愿军终于得到了休整补充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于1月25日乘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反攻。联合国军的进攻,打破志愿军预定的两个月的休整计划。彭德怀深知部队困难已极,马上再战,弊多利少,因而当即提出:可否根据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矛盾,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已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毛泽东对此马上表示异议。他于第二天电告彭德怀说:“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同时询问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24]

据介绍,在中央苏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些大案要案被纷纷“曝光”。按照临时中央政府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其犯罪事实一经查明,一概立案依法处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连续作战能力不超过一个礼拜,利用志愿军粮弹耗尽,疲惫不堪,进攻能力几近衰竭之际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虽然志愿军各部队打得十分顽强,战役组织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但这一仗打下来部队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而且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相反的,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叶坪景区讲解员赖莎介绍,在萍乡、上饶等苏区,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隐约地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朝鲜战局前景的看法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他虽然拒绝了彭德怀关于利用联合国停战提议伪装停战的建议,但却第一次谈到了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尽管,他所提到的谈判,未必与放弃赶走美国军队的目标相矛盾,但至少,他已经注意到,单纯依靠战争的方式,并不完全有利。毛在电报中估计:“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他同时肯定地说:“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25]

可以说,在中央苏区,凡经发现的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都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藏身之地。

随着四次战役进行困难,在听取了彭德怀回京的汇报之后,毛泽东于3月1日第一次对与美军作战的严重困难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在这一天致电斯大林为志愿军被迫撤出汉城,退至三八线进行了辩护。他说: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他甚至坦率地承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当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并未改变,只不过“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26]

当地民间流行的一首歌谣,十分生动地记叙了当时的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XLW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特别表示希望不要放弃仁川和汉城。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更是与苏联的援助密切相关。为了鼓励中共中央把战争进行到底,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斯大林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这包括进一步提供6000辆汽车,迅速帮助中国完成装备37个全副苏式武器的步兵师的任务,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再从苏联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的空防任务;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飞行员配备10个后备的飞行员;无偿为中国提供372架最新型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27]不难看出,斯大林这时对支持志愿军继续作战倾注了相当高的热情。

朝战中毛泽东最后悔的事,比毛岸英去世还心痛

既然相信志愿军的主要困难来自于运力薄弱、兵力不足,以及敌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在得到斯大林许诺给予大力援助,再加37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的部队多已换上较先进的苏式装备,苏联火炮组建的4个炮兵师和4个高射炮师也陆续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6000多门,中共中央显然没有理由不把战争进行到底。因此,尽管毛泽东已经肯定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而中共中央这时的指示却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毛泽东不仅决定要再打第五次战役,而且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时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在朝鲜战争中,毛主席失去自己心爱的儿子毛岸英,这恐怕是他一生的遗憾。但其实不然,还有一件事情,是毛主席在朝鲜战争中做得最后悔的事......

第四次战役的结果已经很不理想,战役4月21日刚刚结束,第五次战役马上就从4月22日开始打响了。战役发动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虽然没有发现情况异常,但也改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去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对美军每次的作战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对战场的选择,也特别提出,出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仍要设法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想办法把敌人引到北面来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28]但斯大林甚至连这种灵活的战法也不同意。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人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预先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进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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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没有能够大踏步后退,但仍旧在美军的大举反击下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整个战役明显地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3兵团60军180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个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了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

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朝鲜战争中,除了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是在作战以外,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之中。其中,谈的时间远比打的时间长。因此,研究朝鲜战争,必须要研究朝鲜战争停战的过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及其经过艰难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战争双方反复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努力背后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它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理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介入这场战争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中苏两党关于停战问题的交涉

斯大林对联合国干预的应对策略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要想照毛泽东所说,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在事实上也不大可能。不仅北朝鲜和苏联不会同意,就是自己国家也难以保持如此长期的战争状态。正因为如此,5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始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要想实现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暂时也全无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毛泽东显然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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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5月31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30]显然,美国人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进展,但自身也有困难。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当然,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3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经过苏联顾问计算的北朝鲜军队的军事能力,以至竟没有考虑到应当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来阻止可能的国际干预。事实上,还在1月底,他就以抗议美国等国拒绝驱逐国民党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名义,要求他的代表离开了联合国。对他来说,此举也许能够避免苏联在联合国公开卷入争论,从而引发有关苏联与战争关系的不恰当联想。

斯大林这时似乎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但他相信,志愿军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担心的反而是,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经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32]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在意苏联对战争会做何种反应,几乎当天就做出了干预战争的决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影响下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在7月初的安理会上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包括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以援助刚刚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对于这一严重事态,苏联因为没有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决权加以阻挠的重要外交机会。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意识到继续作战的严重困难,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了。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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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有些不安。他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34]

当然,联合国的介入对于共产党人并非都是坏事。这是因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间,毕竟并不都那么赞同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这就给了苏联重回联合国,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以牵制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机会。苏联方面首先试探着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推动英国出面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此举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印度驻苏联大使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随后以个人身份提议由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对此,斯大林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谈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或等待敌方提出,或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或两种方法同时进行。[35]

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苏联政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1]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斯大林迅速决定利用8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

既然决定争取停战,自不必等美国来提出,完全可以利用苏联的地位。6月23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36]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反应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鲜停战。按照最初的军事计划,北朝鲜人民军应当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在此期间美国或者是联合国军应当难以做好大举干预的军事准备。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7月间继续对战争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对美军介入在军事上所做的准备,仅仅是同意向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职人员的服装,作为《真理报》的新闻记者”的军事顾问,以便加强部队的有效指挥力量,同时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集中9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入朝作战”的建议。[2]直至8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在釜山一带受到美军的顽强阻击,陷入僵局,他依旧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

中共中央对停战谈判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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