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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手下留情,蒋介石乘机飞台湾死里逃生

2020-05-01 10:04栏目: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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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16日下午,蒋介石座车遭遇车祸,这次车祸事件,给蒋介石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身体逐渐走下坡。那么这次车祸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解放军在1949年横扫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无奈之下选择台湾为“不能再退的后方”,于是,他在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并于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抵达台湾。在蒋介石乘飞机逃往台湾时,中共本有机会将飞机打下来,但由于叶剑英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而错失了这个机会。

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抗战,史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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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无奈下台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介石还神采奕奕地主持了军事会谈,台军高级将领都出席了那天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照例,会谈在“读训”(宣读蒋介石写的训词)声中结束。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蒋介石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而由与会将领分别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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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蒋介石即离席,回阳明山官邸(即现在已开放的草山行馆)吃中饭、休息(按:蒋介石每年过完端午节,入夏之后,即从士林官邸搬至阳明山官邸避暑)。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过半,解放军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统治面临垮台的命运。此时,蒋介石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以国民党为正面战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敌后根据地,历经了艰苦卓绝八年抗战,这此英勇无畏的军人,多少勇士名将抛头颅、洒热血,疆场厮杀,在八年抗战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名将,他们的功劳无疑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直接的,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功臣。

依蒋介石生活作息安排,中午喝过午茶、吃过点心,约摸下午4点钟前后,如果天气允许,会和宋美龄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这是他行之多年的“散心”形式。

蒋介石的哭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参加日本的受降仪式,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蒋介石在欣喜之余,自然要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付出多自然要晋升、晋级,皆大欢喜。这时,有人问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长官的蒋介石:八年抗日战争中谁的功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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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蒋介石竟然深情地说:“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者,实当时主持行政与财经责任之庸之先生之贡献为最大!”

这天下午5点,其座车刚要结束兜风行程,从山下回到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到岭头、永福附近地方,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

陈诚得令后,于1949年1月5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

顿时大家一片哗然,蒋介石为什么会称他的功劳最大呢?完全是不可思议,简直不可理喻。

这时阳明山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风驰电掣,每部军车车速都几乎超过60公里。车上的司机老爷和将军们,经过一天会议,早就归心似箭,恨不得早点离开阳明山,下山吃晚饭。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日,蒋介石通过中央社发表“新年文告”,呼吁“国共和谈”。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将蒋列为战犯,拒绝和蒋介石谈判。1月14日,中共再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并蒋名列战犯名单之首。

蒋介石称的庸之,就是孔祥熙,他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为宋庆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丈夫。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

当车队的“先导车”——即第一辆的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走到那部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前面两三百米左右,忽然发现有一部军用吉普车,猛然从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

蒋介石已无退路,只有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蒋介石之所以说孔祥熙抗战功劳最在,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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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退守台湾做准备

先看一组数据,在中国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每年的国库支出是11亿元,而收入仅仅8亿余元,每年短缺2亿多元;

1、座车司机误踩油门,蒋介石身受重创

1949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其上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蒋经国拿出一封蒋介石的“手谕”,上面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估计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

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后,短短一年时间,仅国库支出就飙升到了将近21亿,而收入却并没有增加多少;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机警,当下立刻踩刹车,吉普车刚好擦身而过幸未撞及,“先导车”司机嘴里正要脱口咒骂,就在这一秒钟之间,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后来李宗仁虽然撤换了俞鸿钧,但也未能阻止国库“大搬家”行动。李宗仁还命令陈诚将已经运往台湾的黄金、外汇和白银运回大陆,但连李宗仁的命令只不过是一道废纸。

1939年,国库支出达28亿元,而因战乱,收入降到了不足3亿元。其中,军务、战务、购买枪械等费用,占到了67%。

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明明见到“先导车”踩刹车了,自己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的,却错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坐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后车厢,都撞了个大窟窿。

被抢运到台湾的还不只是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资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让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炸毁。

这就是当时中国政府的窘态,如果不是孔祥熙长袖善舞,东挪西补,中国的军队根本支撑不了八年,别说买先进武器了,恐怕连吃的军粮都没了。

撞车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

蒋介石仓惶逃往台湾

除了最直接的军费,战争所必须的交通也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国民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将全国各个地方都连通了起来,以保障部队的顺利调遣。自古以来,修路都是极其耗费钱财的工程,这些钱,自然又得跟财政部长孔祥熙伸手。

早年台湾尚未有座车需系安全带的规定,何况“总统”座车安全绝对没有顾虑,两个老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座位上的安全带。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天,百万大军在一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三个月的长江防线瓦解。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实际上打的是钱,没有钱一切都是空的,就在古代的时候,当时,刘邦打下天下后,分封众臣,也碰到了群臣问谁是第一功臣的事情,大家在朝堂之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是韩信,有的说是曹参,也有的说是张良,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是把范围局限于战场。最后,刘邦敲定的是萧何,他说,要是没有萧何在后方给大家提供粮草,你们就是再能打,又能支撑几天?

更糟的是,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介石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拆掉了多余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长度,这使得撞击能量和力度相对加大。

解放军在4月23日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首都”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则飞回老家桂林,并随后以治病为由经香港飞赴美国。

孔祥熙于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1938年又兼任行政院长,一直到1944年下台,长达11年的时间,在几乎整个八年抗战中,中国人用以抗战的所有物资,几乎都是孔祥熙一力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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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四川,蒋介石也赶到重庆指挥,并在此度过了他在大陆过的最后一个生日——63岁生日。

当然,由于孔祥熙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机制,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特别是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使天文数字般的国家巨款巧妙地成为少数人的囊中财富,而始作俑者就是当时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签字通过的,因此,案发后,社会“反孔”情绪日趋强烈,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换马”。

座车追撞突发于一两秒钟内,完全猝不及防,蒋介石身体就像一只瞬间弹出的皮球,正面直冲驾驶座后侧隔板。

11月30日,重庆失守,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长阎锡山率国民政府各部门从成都逃往台湾。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0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自此,成都已成为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的一座孤城。

但孔是蒋的姻亲,有霭龄、美龄“护孔”,“换马”谈何容易。此事竟使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最后,孔祥熙这个大老虎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由于冲撞力道过猛,嘴巴、胸部、下部,都受到强力冲击,蒋介石嘴唇肉和嘴里的假牙两相挤压,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蒋介石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待他回过神来,但闻宋美龄当场疼得哇哇大叫,71岁的宋美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幸未骨折,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在刘文辉宣布起义的当天下午,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

孔祥熙去世后,在追悼会上,蒋介石说:“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

坐在“随一车”的代理侍卫长孔令晟将军,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当他见到座车引擎室凹陷了一个大窟窿,车内的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痛得面色如土,惊觉大事不妙,当下第一要务是紧急送蒋介石夫妇到“荣民总医院”。

叶剑英手下留情

同时,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概括了孔祥熙的四大功勋:“其一,为统一全国币制。其二,为统一各省财政。其三,为维护教育经费。其四,为充实军队饷粮。”并盛赞他在抗战准备方面“贡献为最大”。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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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15兵团已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在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得知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将在下午三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下午的一场蒋介石座车车祸事件,无疑是国民党政权播迁台湾以来,蒋介石安全警卫工作最荒唐的一次失误。这次车祸事件,给蒋介石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蒋介石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身体逐渐走下坡。

其次随即通知蒋经国,并拿起无线电紧急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仰德大道,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白云机场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处。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打下来。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介石还神采奕奕地主持了军事会谈,台军高级将领都出席了那天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照例,会谈在“读训”(宣读蒋介石写的训词)声中结束。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蒋介石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而由与会将领分别举行。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令官邸和侍卫人员私下议论纷纷的是,追撞事件明明是座车司机徐达生心神不专或者紧张过度,误把油门当刹车踩造成的,直接肇事者徐达生竟然丝毫未受当局处分,照常在士林官邸负责开车。

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

所以,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蒋介石即离席,回阳明山官邸(即现在已开放的草山行馆)吃中饭、休息(按:蒋介石每年过完端午节,入夏之后,即从士林官邸搬至阳明山官邸避暑)。

宋美龄听从孔令伟的意见,主张宽恕徐达生。宋美龄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

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当时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依蒋介石生活作息安排,中午喝过午茶、吃过点心,约摸下午4点钟前后,如果天气允许,会和宋美龄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这是他行之多年的“散心”形式。

最倒霉的是,侍从部门竟由代理侍卫长孔令晟一人背黑锅,受到“停升一年”的处分。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又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蒋介石终于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XLW

这天下午5点,其座车刚要结束兜风行程,从山下回到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到岭头、永福附近地方,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

2、蒋介石心脏受创,“御医”蒙在鼓里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官邸内病逝,时年88岁。

这时阳明山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风驰电掣,每部军车车速都几乎超过60公里。车上的司机老爷和将军们,经过一天会议,早就归心似箭,恨不得早点离开阳明山,下山吃晚饭。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荣总”急救后,医师初步诊察,仅只发觉蒋介石受的是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伤,阴囊淤青浮肿,胸部无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

曾跟随蒋介石多年的侍卫朱长泰在回忆中,重现了1975年4月5日蒋介石最后一天的场景。

当车队的“先导车”——即第一辆的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走到那部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前面两三百米左右,忽然发现有一部军用吉普车,猛然从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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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是清明节。当天早上,蒋经国向父亲蒋介石请安,他转身离去后,蒋介石又把他叫了回来,似乎有所预感,断断续续地嘱咐蒋经国注意身体。

1、座车司机误踩油门,蒋介石身受重创

倒是千金贵体的宋美龄,从仰德大道出事现场,一路尖声叫疼叫到“荣总”,一会儿抱怨安全工作没有做好,害她受伤受苦,一会儿叫“荣总”医师要给她彻底检查。医生、护士为了应付老太太,冲进冲出,忙成一团。

侍卫回忆说,傍晚蒋经国又向蒋介石请安,见父亲气色不错,就回家吃饭了。晚饭后,蒋介石被扶上轮椅,到士林官邸花园逛逛,随后上楼休息,此时大约晚上8点。到这个时候为止,蒋介石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很好。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机警,当下立刻踩刹车,吉普车刚好擦身而过幸未撞及,“先导车”司机嘴里正要脱口咒骂,就在这一秒钟之间,紧跟在“先导车”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

侍卫长、侍卫官则全部排成一排,站在病房外低头认错,不敢吭声。随后赶到的蒋经国,一旁唉声叹气,频频摇头。

然而,到了晚上9点,警铃突然大作。这是蒋介石身体出现紧急情况的讯号。听到铃声后,侍卫都立即赶到蒋介石房间,医生正在急救。蒋经国很快赶到蒋介石的房间,他哭得非常厉害,似乎已经感觉到父亲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明明见到“先导车”踩刹车了,自己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的,却错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坐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后车厢,都撞了个大窟窿。

事实上,叫疼叫得最厉害的宋美龄,除了腿部和膝盖略有拉伤,身体其他部位及内脏反倒毫发未损。蒋介石嘴巴上讲没事,事后证明他的胸腔心脏部位受创极重,内伤造成他数个月之后,心脏发生扩大现象的病源。

根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郑不非等人急救了3个多小时,到了11时3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

撞车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

几个礼拜之后,蒋介石发觉体力大不如前,起先未以为意,后来猛然省察,方知车祸后遗症阴影逐渐笼罩他的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最后只好无奈地命令放弃急救。4月5日晚间11时50分,医师正式宣布蒋介石死亡。

早年台湾尚未有座车需系安全带的规定,何况“总统”座车安全绝对没有顾虑,两个老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座位上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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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把蒋介石身上插管拔下来时,天空突然又是打雷又是下雨。房间从未掉下来过的落地窗大窗帘,那一晚却非常诡异地掉了下来。

更糟的是,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介石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拆掉了多余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长度,这使得撞击能量和力度相对加大。

3、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

蒋介石的年谱对此也进行了记载,称四月五日这天晚上,“午夜迅雷震电,飚风疾雨,如山颓、如野哭,虽鼎湖箕尾、天道难知,顾羹墙禋祀,人顾允同也”。简直就有天地同悲的意味了。

座车追撞突发于一两秒钟内,完全猝不及防,蒋介石身体就像一只瞬间弹出的皮球,正面直冲驾驶座后侧隔板。

1969年冬天,亦即阳明山车祸后3个月左右,某日,台军“一级上将”薛岳,从台湾南部寓所到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语气低沉地告诉薛岳:“今年夏天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蒋介石向薛岳抱怨,自己走路都觉得比以前吃力。

顺便一说,古史所载,皇帝与重臣去世时,往往有一些奇异的天象,比如大星落、彗星现、地震等。拿破仑去世当晚,圣赫伦那岛上也是狂风大作,令人恐慌。看到这种奇异天象,宋美龄、蒋经国等人都惊呆了。

由于冲撞力道过猛,嘴巴、胸部、下部,都受到强力冲击,蒋介石嘴唇肉和嘴里的假牙两相挤压,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蒋介石顿时感觉天旋地 转,待他回过神来,但闻宋美龄当场疼得哇哇大叫,71岁的宋美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幸未骨折,是不幸中的大幸。

1970年春上,蒋介石在台湾花莲“青山招待所”度假,严家淦“副总统”到青山探视蒋介石,似知来日无多,他心情郁闷地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永福是阳明山车祸发生的地点)说出这句感触良深的话,证明那场车祸对蒋介石身体健康的严重斲伤。

这场大雨,一直落到第二天早晨2点,当蒋介石的遗体由4名侍卫抬上救护车时,才停止。而开车的时候,又莫名其妙下起了雨。一些人站在雨中,冒着大雨为蒋介石送行。

坐在“随一车”的代理侍卫长孔令晟将军,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当他见到座车引擎室凹陷了一个大窟窿,车内的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痛得面色如土,惊觉大事不妙,当下第一要务是紧急送蒋介石夫妇到“荣民总医院”。

1969年夏天之前,蒋介石一年难得感冒一次,即便感冒,亦不过流点鼻涕,过一两天即痊愈,然而,车祸过后,病痛不断。

据蒋介石年谱,及当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公报,蒋介石病逝被称为“崩殂”。从周代开始,只有帝王的死才能称为“崩”,普通人用这个字是要杀头的。诸葛亮在其《出师表》里就说:“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其次随即通知蒋经国,并拿起无线电紧急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仰德大道,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4、心电图出现异常杂音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其实没做过帝王,而且至少表明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这就是让他在死后享受帝王的待遇。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令官邸和侍卫人员私下议论纷纷的是,追撞事件明明是座车司 机徐达生心神不专或者紧张过度,误把油门当刹车踩造成的,直接肇事者徐达生竟然丝毫未受当局处分,照常在士林官邸负责开车。

1969年夏天的那场车祸事件之后数周,“御医”安排蒋介石至“荣民总医院”做例行的身体检查。在心电图检查项目中,医师发觉了隐藏的严重危机。蒋介石的心脏大动脉部位,传来一阵阵杂音。

台湾政府还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蒋介石遗体停放在台北市“国文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宋美龄听从孔令伟的意见,主张宽恕徐达生。宋美龄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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