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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美高梅登陆国民党将帅·少帅张学良

2020-05-01 10:05栏目: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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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土匪出身,但是他却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后世,他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把东三省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是随着皇姑屯一声爆炸,一切都变了。

一个好导演相面用人的功夫得到位啊,张黎厉害。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这90年,值得总结、回忆、探讨和深思的事情,可谓数不胜数,但有一个话题,长期以来海内外政界和学术界聚论不已,这就是: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日本这个小岛国,一直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占下中国东北三省,即使拿不下东北三省,也希望控制东三省成为其傀儡国家!其实说句实话,日本开始的时候并不想武力征服中国,对于日本而言,在深受中国思想的熏陶下,也知道“上兵伐谋”的道理。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一个视频: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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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人和事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孙子曾经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交兵,所以小日本也清楚,不动兵刃的拿下东三省对于日本而言风险最小,所以日本政府一直走的是温和路线。但是为何日本后来没忍住?以至于发动九一八事变攻占东北呢?这中间的原因有很多。

蒋介石后来说,东北有两件事值得学,一件是王永江的理财之道,另一件便是军需独立。

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首先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张作霖身上,开始的时候日本本来想扶持张作霖做一个傀儡,但是发现张作霖不怎么好使。当时的张作霖确实有跟日本人在合作,但是张作霖的态度却是很模糊,并不完全倒向日本,给人以中立的感觉,甚至于像是在利用日本一般。其次就是张作霖跟苏联交好,保持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牵制日本。张作霖也一直使用这两个方法对付日本,而且效果其实是不错的。

郭松龄是个重要任务。张学良与郭松龄亦师亦友的关系堪称一时模范,单论此,张学良也不是简单人物。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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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追郭松龄的故事。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日本政府其实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毕竟政治家考虑的事情一般比较多,所以日本政府对于东三省并没有想过直接发动军队争夺,毕竟风险不小!不过日本的士兵却不是这么想,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这些军人开始慢慢的组成了一个派系,名叫少壮派。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老派是奉军中的实力派,绝大多数都是和张作霖一起出道的结拜兄弟,成员有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在奉军中都担任军政要职。新派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都是军校出身的人,“士官”派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以杨宇霆为首脑,成员有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这些人对杨宇霆甚为依赖,视杨为“智囊”、“精神领袖”。“陆大”派大多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以郭松龄为首。张学良虽不是陆大派的首领,但对陆大派最为赏识和拔擢,陆大派成员多是担任师长、旅长等职。郭松龄和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一样都是主张“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而杨宇霆倚仗张作霖的信任,极力主张奉系势力向中原地区发展,俨然成为张作霖称霸中原的最得力助手。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杨宇霆专横跋扈,恃才傲物,好搞小圈圈。他仗着大帅张作霖的宠信,有时对张学良也不放在眼里。而郭松龄呢,属于那种不苟言笑的特别严肃的人,为人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奉军在整编军队时,杨宇霆常限制二、六旅的经费预算和军械弹药的供应,张学良都感到“事事受杨的刁难”。杨与郭历来不合,分别仗着老帅和少帅的宠信,更成水火不容之势。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吶。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少壮派就是当时日本的高级军官相对应的年轻基层军官,当时出现了许多起有名的少壮派军官私自采取军事行动,以此逼迫上级也采取军事行动的“下克上”的行动。所以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或者说日本的关东军,对于日本政府的态度觉得忍无可忍,于是日本军方就想通过激进的方法强迫日本政府采取行动,而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刺杀事件就是因为日本少壮派军官石原莞尔私自采取的行动。张作霖死了,东北军可以说已经群龙无首了,至于张少帅,对下面人控制力又不强,于是日本人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开始进攻东北三省,不过张少帅玩了一招昏棋,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三省仅仅四个月就被日本占领。

郭松龄敢于起兵反奉,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民主革命者,与张作霖等旧式军阀有本质区别,同时也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和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秉承父亲张作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对郭松龄有着超乎寻常的信任,这在奉系集团内部早已成为美谈。因此当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军政措施,时常表示不满”时,张学良对郭松龄则“每表同情”,并不加以制止。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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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松龄起兵,张作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张作霖始终把郭松龄看作是辅佐儿子张学良的人物。郭松龄的快速升迁与张学良有着很大的关系,更与张作霖的寄予厚望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将山东督军给了张宗昌,江苏督军给了杨宇霆,安徽督军给了姜登选,而贡献最大的郭松龄却什么位子也没得到。对此,张作霖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张作霖心里清楚,郭松龄与张学良共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将来的东北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在张作霖心中,郭松龄就等同于张学良,所以,好武器、好装备都可着郭军来。可以说,奉军精锐当时几乎尽在郭松龄麾下。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即使张作霖不死,以日军的战斗力,想挡住日本的进攻也很难,但是贤夫君开头也说了,打了败仗的将军,即使战败,也是将军,也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一个连仗都不敢打,只敢当缩头乌龟的将军,那不应该被称为将军,那应该是一个懦夫!如果是张作霖,在遇到日本侵略的时候,绝对会第一时间抵抗的,否则日本人就不会暗杀他了。

郭松龄的突然造反让张作霖如闻惊雷。开始时,他还误以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一起反老子呢。弄清真相后,他一面指使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松龄起兵口实,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疏通。24日,张学良向其父洒泪叩头而别,急赴秦皇岛,企望劝说郭松龄罢兵言和。26日,张学良在秦皇岛通过日人顾问仪峨与在滦州的郭松龄身边的日医守田福松电话联系,要求与郭面谈,遭郭松龄婉拒。27日,张学良给郭写了一封亲笔信,日医守田到昌黎将此信转呈郭松龄。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如果张作霖没死,日本会轻松拿下东北吗?拿下东北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对于日本而言,将要付出极大地代价!有网友说战争初期东北军会在张作霖的率领下占据有利地位,日军的三万部队有可能所剩无几。等日军从本土派兵过来是需要时间的,东北的军事工业和库存的武器装备应该可以转移。日军的损失应该不小!更有可能的是日军不敢那么快动手,最起码不敢以区区三万兵力,在没有空中优势和重武器的情况下进攻东北军。一个将帅在战局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冯玉祥背叛联盟。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这一点从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经历应该可以看出了的。大家也别看张作霖是个土匪出生的,但是人家在民族大义上面的是绝不含糊的,虽然张作霖当时是一个军阀,但是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是坚决反对做傀儡或者说做卖国贼的。中国人说来也怪,军阀战争打成那样子了,但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大多数的军阀或者势力还是以国家为重团结在一起对抗日本侵略的。

张学良用飞机撒下的传单“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极大地涣散了郭的军心,士兵开始纷纷投诚。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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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里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比起张作霖,张学良真的很差劲,没有学好,没有良心,简直就是个渣!也许,他虚度了100岁,才知道自己无颜见东北父老吧!XLW

在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亲睹了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国家破败、百姓遭殃的情景,不由得对张作霖、杨宇霆之流继续扩军备战,抢夺地盘的行为大为不满。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决心积蓄势力,推倒军阀,整顿奉军。1925年秋,郭松龄偕夫人以参观军事学习为由,暂避日本。在日本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时,郭松龄愤慨至极,说:“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于1925年11月回国,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向张作霖连连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宣布国、奉两军停止行动。随后将所辖7万人改编为4个军,挥戈东上。他的精锐部队斗志昂扬,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垮了张作霖的4万奉军的连山防线,直逼奉天。张作霖惊恐万状,悬赏80万元欲得郭的人头。他一面暗中勾结日本关东军反郭,一面准备逃跑。他对郭松龄的为人和底细非常了解,正因为了解,他才认为这回自己彻底完了。他已经开会布置关于下野和议和一事。他万分悲凉地调29辆汽车装上家私细软往返运到南满货栈,准备逃往大连。然后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这时文武官员纷纷携眷躲避,商店关门,奉天城一片混乱。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桩疑案,那就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恩怨。顿使精神增剧痛,欲伸哀挽措辞难,杨宇霆之死,恐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张学良自认自己是挥泪斩马谡,可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郭松龄,是个好参谋长,干不了大帅的事情。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杨宇霆,字邻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1924年4月,张作相就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在他主政吉林的七年多时间里,深得民心。他上任后,大力选拔优秀人才,澄清吏治。打击匪患,保境安民。积极整顿财政税收,使过去历年亏空的财政,年年收入均有增加。他对鸦片的种、运、售、食皆严厉查禁,使吉林全境免受鸦片之害。张作相将盈余的财政收入用于公益事业建设,修筑全长200公里的吉林至海龙的铁路,修建自来水厂、修筑省城吉林的江堤和柏油马路,发展全省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并创办了吉林大学,张作相自兼校长。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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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举少帅 主政东北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1928年5月17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张作霖死后,他以东北元老自居,自比“周公辅佐成王”,继承张作霖遗志,时常管教张学良。

张作相有头脑、有涵养、有气节,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无不良嗜好,在奉系集团中德高望重,有忠厚长者之美誉。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张学良想抱南京国民政府的大腿,欲东北易帜,杨公开反对,并在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

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因元帅林正在建筑,尸体就暂厝在帅府院子里。“九·一八”事变后,张家人撤到关内,日本人占领了大帅府,便把张作霖的棺材移到珠林寺停放。这一放就是六年,可怜生前风光无限的张作霖死后孤零零地躺在荒凉的珠林寺,没人看管

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锦州撤退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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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撤退”是张学良在极其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局势中所做出的极其错误的选择。胡适曾评价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实可谓中肯之言。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所以,日本人也趁机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杨宇霆遇难时四十四岁,对从政干事业者来说可谓妙龄风华。假如不死,东北前程不可估量,杀害杨宇霆的愧疚折磨他一辈子,不得不向耶稣忏悔以求宽恕。晚年张学良经常书写“爱人如己”条幅,或许是发自内心的反思。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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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好多人都说张学良这步棋走错了,是自毁长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杨宇霆虽然与他抗争有夺权的性质,但绝不等于是汉奸。实际上张作霖一生也是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中后期甚至全权 任命杨宇霆与日军周旋 。杨宇霆有战略眼光,对日本人打太极,路数简直与老帅出神入化的默契!而张学良完全是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占全了,完全没有最高长官的远谋和气量!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当年关内未定,就归附南京。可南京蒋介石政府只是把他当做一枚棋子,并且时时打压张学良的锐气。东北之威胁在于苏俄与日本,当日本过于强时,就应该积极笼络苏俄,从而平衡两大国关系,可是中东路问题上,张学良听取蒋介石建议,将日俄全得罪了,还引来了战争,事后国民政府完全不出面,让张学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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